例如，德国公民有游行自由，但游行者对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必须与警察合作，缺少合作的程序性要求就构成游行自由的滥用。

这种解释方法实际上是把宪法读成了《邦联条例》，继续由国会分配行政权。此即后来的治安法官，但当时同时承担着镇压暴动和骚乱以维持公共和平这类行政职能。

由于英国议会的行为剥夺了殖民地议会的权利，所以她已经违反了对其权力合法性以及对英国宪法解释而言基本的普通法原则。See David J. Siemers, Ratifying the republic: Anti federalists and Federalists in Constitutional Tim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6—8. [38]See Steven G. Calabresi, Saikrishna B. Prakash, The PresidentS Power to Execute the Laws，104 The Yale Law Journal,541（1994）. [39]See Martin S. Flaherty, The Most Dangerous Branch，105 The Yale Law Journal,1725（1996）. [40]See Peter L. Strauss, The Place of Agencies in Government: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Fourth Branch，84 Columbia Law Review,573（1984）. [41]See Peter L. Strauss, Overseer, or the Decider? The President in Administrative Law，75 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696（2007）. [42]See Paul R. Verkuil, The Purposes And Limits of Independent Agencies，1988 Duke Law Journal,257（1998）. [43]See Steven G. Calabresi, Nicholas Terrell, The Fatally Flawed Theory of the Unbundled Executive，93 Minnesota Law Review,1696（2009）. [44]See Elena Kagan,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114: Harvard Law Review,2245（2001）. [45]参见黄锦堂：行政组织法之基本问，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页335。比如，1949年的《联邦财产和行政服务法》创设的总务局（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就制定了关于联邦雇员公务旅行方面的规章，以在最小化行政开支和保证公务旅行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之间实现平衡。违反者将被施加过高的税收并失去向美国政府及其合同商出售煤炭的机会。[12] （二）执行权的滥用与腐败（corruption）：制宪会议确定官职法定原则 然而，在辉格党政治理念的影响下，北美殖民地对何为英国宪法和英王权力形成了更加激进的认识。

尽管本案支持了独立检察官设置的合宪性，但多数意见实际上重新审视了前案中的推理，进一步发展出了分析国会行使组织立法权之合宪性的方法——宽松的平衡测试，检测总统监督执行分支的宪法权限是否在个案中被不当削弱。[29]总之，尽管新宪法设立了更为强有力的执行分支，但是防止腐败的需要还是令普通法上的英王特权——英王设任命官员的权力由新的总统和国会分享了，而官职的设置权则完全被转移给了国会，变成专属国会的权限。在本文的语境下，这也是一种行政组织法理论。

在最弱的意义上，至少也明确了总统对行政的监督职责，同时引申出总统对行政过程负最终责任的含义。相反，在英王继位之初，议会就会批准一项授予英王终身享用的、主要由关税和货物税保证的公职名单（civil List）收入，用来支付国王创设、维持官职所产生的费用。[68]因为，如果总统不能对其任意免职，总统的意志自然缺乏得到遵从的法律手段。[65]由于国会本身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机构，其做出结构选择时，往往受到党派和选举政治因素的影响。

PCAOB的行为也不能全部归结到总统能够监督的执法机构身上，于是总统就不再是PCAOB行为任何意义上的监督者。原告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但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用他自己选择的人选来完成对《战争声索法》的执行才符合国家利益，故以此为由解除了原告的职务。

法律还会明确授权部门首长可以向下级机构和官员委代自己的权限，或者下级机构、官员可以接受上级的某些权限委任。比如，1938年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创设了隶属于健康和人类服务部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因此，法院认为，立法给政府机构贴上什么样的标签（label）并不重要。当时的宪法理论认为，英国宪法的本质是混合和平衡（mixed and balanced），英王的独立性（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rown）是宪法的重要原则。

法院探寻了《战争声索法》的立法史，试图通过对立法背景的分析说明国会意欲赋予该委员会的职能之本质。也即机构不能单纯依据概括的职权条款而为对外的行政作用。然而，宪法规定副总统的职责仅仅是随时准备接替总统的职位和在参议院表决出现僵局时投出决定的一票，总统可以直接规定副总统在管制审查中承担更多的职能吗？此类权限的合宪性也引起了质疑[38] 还有人指出这类法庭论辩式的研究回避了严肃的历史学方法，似乎只是在用律师的论辩直觉来理解历史。

他们从宪法文本、国会早期的行政组织立法实践和判例得出了这一结论。其作用类似宪法，实现了该地居民有限程度的自治。

因此只是对其裁决程序的正当程序性要求最初产生并合法化了其独立性，而转为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则对其继续保持独立性地位构成了挑战。[29]总之，尽管新宪法设立了更为强有力的执行分支，但是防止腐败的需要还是令普通法上的英王特权——英王设任命官员的权力由新的总统和国会分享了，而官职的设置权则完全被转移给了国会，变成专属国会的权限。

比如，针对还未建立州的联邦土地，国会以组织法设置相应的行政区域和政府机构。论者指出，相对于宪法对国会立法权限的逐项列举，这里对总统执行权的规定显得非常宽泛，总统的执行权之上并无任何前置性的修饰和限定性的描述。标题5基本不涉及机构的外部职权问题，但规定了组织内务管理中的各种事项，以及官员和机构在内务管理中的权限和职责。如果上级机构制定的组织规章可以成为自己制定组织规章的依据，行政机构也会在联邦登记中加以引述。因为公职名单中的职位及其工资、退休金待遇，在那样一个并无多少固定工资职位的年代，对议会成员及其亲属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参见李洪雷：德国行政法学中行政主体概念的探讨，《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法院探寻了《战争声索法》的立法史，试图通过对立法背景的分析说明国会意欲赋予该委员会的职能之本质。标题5第一部分《机构一般》（The Agencies Generally）规定了联邦行政机构的类型和具体名称。

她认为，不论是多元主义的竞争修辞，还是最近的合作行政修辞，都是将政策制定的中心放在利益集团政治上，官员变成了中间人，行政过程变成了配租。比如，1949年的《联邦财产和行政服务法》创设的总务局（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就制定了关于联邦雇员公务旅行方面的规章，以在最小化行政开支和保证公务旅行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之间实现平衡。

同时规定了部门首长具有的及其可以委任给下级官员行使的，在机构内部组织事项（如雇员行为、业务分工、业务标准、文件记录、机构财产保管和使用）上实施管理、调查和效能评价等方面的一般职权。但其并未为其议会主义的分析立场提供理由。

[73]这也意味着，一旦具体案情改变，法院对总统权限是否受到不当侵犯的测试标准也可能随之趋向严格化。最后，标题5的附录（Appendix）列入了三部未被汇编的立法以及国会已经批准的各行政重组计划，分别是《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总调查官法》和《政府伦理法》。即使是组织的细节问题，但国会认为需要加以明确的，就可予以详细规定。由于国会才能规定执法机构的存在、控制它的职责与薪资，而只有总统才能够平衡国会对执法机构的过分影响，此即宪法不允许国会过度限制或者修改总统对执法机构监督权的原因。

尽管在政府开支总数中并不大，但公职名单开支作为英王独立性和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对执行权的有效行使非常必要。本款更加明确了总统对法律执行的最终效果负有责任，并且至少还意味着在执法过程中，总统对法律本身必须拥有一定的解释权。

[33] 三是注意条款（Take Care Clause）：总统（而不是其他人）必须注意法律被忠实地执行。[54] 此外，根据《行政程序法》，行政机构也通过制定其组织规章（rule），从而明确组织法授权行政机构可以细化规定的组织设置事项。

比如，法律授权美国太空署（NASA）一项财产管理方面的权力，就是通过合同或者其他方法为在其设施内工作的雇员提供自助餐厅服务和其他必要的设施，并因此购买和维护其中的设备。此外，大陆法系的学者认为行政机关在机构组织、部门业务领导权和人事权等事项上，享有一定的自主决定范围，即行政保留。

[31] 二是意见条款（Opinion Clause）：总统可以要求每一个执行部门的首长（principal officer in executive department）向其提供与该部门职责有关的书面意见。其次，这一区分在国会的1789年决定中得到说明。[34] 因此，宪法似乎创设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官僚制的组织体制，总统一人被授予全部的执行权。[5]英王既然可以授予荣誉，所以他也就可以创设官职。

[64] 同理，在本案中，最高法院也认为，在宪法分权条款的意义上，立法对于组织法律地位的规定不具有终局效力。[27]也即尽管总统与英王一样独享官职任命权，但官职只能由宪法和国会创设。

对更为一般性的行政组织问题，国会制定了基准性的立法。众议院显然想把根据申请分配战争补偿的职责交给行政机构，然而最终的立法却将该项职责交给裁决程序执行。

不论富兰克林的陈情如何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英王和他的议会都已经事先决定拒绝殖民地的请愿，并对殖民地人民发动战争了。因为这会对臣民造成新的税收，而税收必须由议会决定。